-巴里·威尔曼&邱林川|「网络个人主义」:网络社会的沟通之道

日期:2020年12月01日

来源 :中大新传CUHKJourComm「网络个人主义」:网络社会的沟通之道对谈人:巴里·威尔曼、邱林川、张人文、甘晨统稿:邱林川 巴里·威尔曼教授(Prof. Barry Wellman)「我反对将网络仅仅视为一门技术.在我看来,它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触及世界的途径.技术并不复杂,你可以在计算机上轻而易举的操作,但认识到世界是由众多网络、而非中国小区或美国小区这样的群体组成,却是非常难得的.事实上,一些最优秀的网络分析研究往往是由人类学家完成的,因为他们能够深入到村庄、小区,从而取得了十分厚重的数据.」Networked Individualism: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Network SocietySince the 1960s, Professor Barry Wellman has been a pioneer in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understanding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Why did he embark on this journey of academic inquiry? How did he build the community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ts? What has changed in this field that travers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is era of digital media? In this dialogue, Professor Wellman discusses his career and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analysis; the concept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how it translates into Asian and Chinese contexts; as well as his current work and thinking on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etworked work.巴里•威尔曼教授简介巴里•威尔曼是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网络实验室(NetLab)主任.他在小区社会学、互联网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等方面享誉已久,也是国际社会网络学会(INSNA)的创始人.他的出版物包括300多篇论文、章节、报告及书籍,如Networks in Global Villag(e Westview, 1999)、与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合编的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Blackwell, 2002)、与 Lee Rainie合着的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MIT Press, 2014)(中文版译名:《超越孤独: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威尔曼教授在科研、教学及建立学术共同体方面均成绩斐然.他因此曾获国际传播学会、美国社会学会、加拿大社会学及人类学会、国际社会网络学会的多项学术终身成就奖.BW:Barry WellmanJQ:邱林川AZ:张人文MG:甘晨JQ: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您就开始研究社会网络、小区及计算机.我们知道,对全世界学术圈而言,当然也包括香港,那是个非比寻常的年代.是否有些特别的原因,使您在那个时候开始研究社会网络呢?BW: 刚开始我是个研究小区的社会学家.我从小在纽约生活,过得非常开心,总是与小伙伴们在纽约街头玩耍.我喜欢坐地铁到处跑,甚至背着父母到时代广场玩.所以在我印象中,城市是个充满欢乐的地方.后来我读了研究院,读到了一些非常愚蠢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在说城市是如何邪恶,城里人之间是如何疏离,我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这些论调让我生气.  幸运的是,我有两位非常出色的导师.其中一位是社会历史学家及城市社会学者Charles Tilly教授,不过很不幸,他已离开人世;另一位是Harrison White教授,他依然健在,现在在亚利桑那州生活.Charles Tilly教授教会了我如何将城市看做网络,而Harrison White教授已经致力于建构一个关于社交网络的正式理论.所以,我慢慢将之前的愤怒转化为研究网络理论的兴趣,并将小区视为网络,探索这些网络如何帮助人们互相联络、支持,并由此快乐的生活.  1967年我移居加拿大,就职多伦多大学.那时多伦多市政府正在推行街区改造项目,原先的街区面临被拆除的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高楼大厦.我去参加了一个保护街区的会议.会上我环顾自周,发现虽然这个会议是保护一个特定的街区,但与会者却来自其他不同的地方.这是很奇怪的.我注意到,这些人在一起并肩作战并非因为他们居住在同一个街区,而是因为他们彼此间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  最后,我做了第一个关于多伦多「东约克」地区(请不要与纽约混淆)的研究.这里是多伦多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人群聚居区.我们询问受访者:你们的朋友和亲戚有哪些?他们住在哪里?当我看到SPSS软件分析得出的那些简单、陈旧而乏味的统计数据时,我震惊了.数据显示受访者的朋友和近亲当中,只有13%与他们居住于同一个区域,余下的87%则分散各处,许多甚至居住在多伦多以外的地区.而这竟然发生在廉价电话与廉价航空出现之前.所以,这次调查使我确信:小区并不在邻里之间,而是在人们的社交网络里.JQ: 回忆过去,您认为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除了计算机与软件的普及,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BW: 在上世纪60、70至80年代,我们都堪称「革命者」.为了发展网络研究,我们不得不与几乎所有人争辩.1976年,我与妻子一同成立了第一个研究团体「国际社交网络分析网络」(INSNA).我们当时有175名成员,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当时我找到他们,一一询问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那时我正好在英国休学术假,记得当时我到处奔走相告,给别人解释我们在做甚么.我们当时想一定有更好的组织方式,所以组建了这个研究团体,并且告诉人们:嘿瞧,你首先是位传播学或社会学研究者,而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就是你的第二身份.但是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这个研究团体由起初的175名成员,增长到如今的1,300名,电邮群发成员也扩至2,600人,我认为目前发展势头不错.我们甚至还创立了一本名为《联系》(Connections)的非正式期刊.就像在一场会议上,重要的往往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会议论文,而是与会者们私底下非正式的联络与交谈一样,我们有意将这份期刊设定为非正式性质,并将其命名为《联系》.期刊包含了大量的会员信息,诸如:谁在做甚么?谁迁居至何处?谁又获得了终身教职?你的最新研究情况如何?等等.而这些信息均由我亲自审阅定稿.  目前而言,社会网络分析领域最大的变化是:它已成为一个非常完善、成熟的研究领域.现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比过去的好用多了.此外,这个领域也越来越制度化了,目前形成了两个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用访谈法询问人们一些基本问题,譬如他们的人际关系包括哪些.另一个方向是利用网络信息或大数据收集,比如从Twitter、Facebook或者Wikipedia获取相关信息.当你分析的用户数量足够多,甚至上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甚么因素形成了这些联系.你可以发现很多很强大的社交网络模式.JQ: 近些年来,「数据可视化」日益流行.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在方法处理上变得更具表现力,甚至富于艺术感.您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美学转向」?BW: 需要强调的是,我反对将网络仅仅视为一门技术.在我看来,它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触及世界的途径.我很高兴听闻张人文正在读我的书,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第二章,因为它探讨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视角.这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并不复杂,你可以在计算机上轻而易举的操作,但认识到世界是由众多网络、而非中国小区或美国小区这样的群体组成,却是非常难得的.事实上,一些最优秀的网络分析研究往往是由人类学家完成的,因为他们能够深入到村庄、小区,从而取得了十分厚重的数据.JQ: 相对社会学而言,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至有时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学术焦虑.您认为社会学能为传播学带来的最大贡献是甚么呢?反之而言,社会学家是否亦可向传播学者取经?BW: 比起社会学家来,我更乐于被称为传播学学者.几年前,国际传播学会(ICA)授予我一个很奇怪的奖项:「其他领域奖」.颁奖辞上写到:「虽然您不是传播学者,但您教给我们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将此奖授予您」.「一些东西」指的即是将社会网络的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  现在社会学的大部分研究都围绕令人愤怒的种族、性别歧视及社会阶级现状分析展开.虽然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在传播学领域,我看到大量学者关注关联性的研究,即人们是如何彼此相连的.因此,社会学给传播学者带来了一种对种族、阶级及性别视角的敏锐性,同时也为之引入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我们研究互联网、研究网上小区如何形成网络关系,以及人们如何在在线线下寻求社会支持.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发现一些传播学研究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在线关系.我想强调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人们的在线与线下关系确是一样.换句话说,亲身所见即网上所识.譬如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同行与学生,见面之后,我会更加愿意回复他们的邮件并与他们交流.但假如我从未见过他们,或许就只会将其视为「又一个打扰我的人」,而不会去过多留意他们的信息.JQ: 您如何看待文化与网络?亚洲的社会网络真的更趋于集体主义吗?或者有人可能会说,当今中国的孩子大多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可能比西方人,譬如婴出潮一代,更具个人主义倾向—至少婴出潮那代人还需与兄弟姐妹分享资源.BW: 其实对许多家庭而言,婴儿潮一代的人多数只有一个兄弟或姐妹.然而,最近在新加坡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也一直在思考:究竟新加坡是个兼具西方特质的亚洲社会、还是有着亚洲特性的西方社会?我认为答案是两者都对.  我一直在思考东亚社会与「网络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概念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在新加坡只待了一个多月,因此无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任何严肃答案.但我的感觉是,这两种社会特性在新加坡都存在.例如,我在新加坡交谈与观察到的学生,相比北美或西欧的同龄人更以家庭为中心.我的朋友们都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弄得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打发那段时光.他们好几天或一周都与家人待在一起,而我在北美的亲友中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历时性的比较来看,人们确实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如您所言,他们是两代人.一代人依靠手机,另一代人则更多使用现实移动工具,如更多地使用轿车、巴士、火车等交通工具,去实现真正的「网络个人主义」.他们分散在多个不同小区,而非仅仅因亲属关系捆绑在一起.因此,人们的社会网络文化正经历巨变.  我课上有位学生来自中国大陆,她告诉我:「您知道吗,我没有兄弟姐妹,这使我有些难以找到社会支持.」我问她,「那你的堂兄妹们呢?」她回答:「没门儿,我与堂兄妹们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远超过其他堂兄妹.」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我发现这非常有趣.她说:「我们依靠朋友,朋友正成为我们新的网络关系」.这名学生今年25岁,或许当她40岁时情况又会有所不同,观察这一变迁将会是非常有趣的.当然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中.JQ: 我们对您的一项殊荣印象尤为深刻,那就是2007年中国全国高考江苏省英语试题中,有一组问题是关于您所提出的「网络个人主义」概念.您也曾撰文探讨华人社会中的「关系」.请问您如何看待网络理论、尤其是网络个人主义带给我们的影响,以便我们更好认识当今中国社会?BW: 首先,我不太清楚江苏省为何选择了我的「网络个人主义」概念为考试命题.我很乐意知道其中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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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中国学生是怎样回答此题的.如果能看到相关资料的话,我大概可以写本书,讨论他们对这个概念的想法,但这些数据估计已被尘封在档案馆里了.  我对当今中国的感觉是甚么呢?首先,我在多伦多的中国学生均来自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我留意到中国人工作十分努力,且敢闯敢干.他们远离家人,来到寒冷的加拿大,这点很重要.当然,Skype和微信确实带来了些改善,但这远不如实实在在的一个拥抱来得温暖.  中国在发生甚么变化?我确实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两年前我参加一个社会网络研讨会,会议的第一站设在西安.那里的学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多在西方接受过学术训练,或者如同您的学生一样,受教于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于是我当即找到我的一个朋友、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Vincent Chua,邀请他一起做关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社会网络研究的期刊专题.征文发出后,我们竟然收到了18篇很好的文章.专题在《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分两期推出,它揭示了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与西方社会的许多相似点,但也揭示了这些地区亲缘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如何维持远距离关系、尤其在使用数字媒体方面.JQ: 最近,「物联网」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您认为它会影响到个体的联络方式吗?如果会,那是如何影响的呢?BW: 我得承认,我对物联网有恐惧感,因为政府对此监管的可能性很大,比如摄像头会把我们今天在这里促膝相谈的情景汇报给政府.我在《美国行为科学家》上的最新一期专题是关于网络化工作的,其中一个研究是关于人佩戴传感器,并测绘出谁靠近谁、谁在与谁沟通,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  但监视也有可能是件好事.或许你想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此刻在哪,而他们也许也希望我们知道.因此我们通过可穿戴技术来满足这一需求.当我见到在座的学生,例如张人文和甘晨,我可以只要拉拉自己的耳朵,吩咐几句,关于你们的介绍就会立刻呈现在我眼前.无论你们乐意不乐意,我都会因此获取大量关于你们的信息:哦,原来你热衷时尚、喜欢社会网络分析、来自中国某地……就算它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也有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Steve Mann、Jason Nolan与我提出了「反监视」(sousveillance)一词.因为在「监视」(surveillance)这个词里,「sur」是法语,表示向下看,而「sous」在法语里则是向上看的意思.了解当权者正在做甚么是个不错的主意.何乐而不为呢?了解他们甚么时候会面,他们赚了甚么钱,他们正在干甚么勾当.我们因而有机会「反监视」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像他们监视我们一样.  我们还提出了另一个词,「相互监视」(covelliance),指的是人们相互监视.我敢肯定,每个人都会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得知他的朋友们此刻又做了甚么、说了甚么.你们有的在Twitter关注了我,就会知道我现在在干甚么、想甚么.反过来我也可以通过人人网、或是Facebook来监视别人,看看他们今天见了谁,做了些甚么,以及身边发生了甚么事.这里存在着大量的相互监视行为,在我看来实在太多了.我是北美少数几个不上Facebook的人,因为我不希望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我每时每刻干了甚么.我常常上Twitter,用户名是barrywellman.如果你想关注我,当然欢迎,但我不会反向关注你,因为这样的话太耗精力.对于哪些内容发在Twitter上,哪些不发,我都很谨慎.我们习惯了这些不同的交流方式.过去在一个村庄里,人们总是知道其他人白天干了甚么,现在我们的社交「村子」大了许多,面积或以万公里计,且内部情况比之前更加多样复杂.JQ: 您最新的研究兴趣聚焦「网络化工作」.为甚么您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BW: 我认为职场正在发生变革.我猜在座的各位现在都是以「比特」(计算机运算的基础)而非原子为基础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建造、挖掘或种植某物,而是通过文字和图画来传递讯息.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它的影响非常大,意味着你不再需要待在大工厂或是大办公室中进行工作.  如同许多在中国内地、香港,尤其在北美的毕业生那样,你可以考虑在家工作,玩转「比特」.或许这并非完美.你依然需要与他人见面,建立信任,跟进最新的八卦.但一旦那样做了,你又会乐意与他人保持远距离合作.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跨越香港与多伦多之间13个小时的时差合写一篇文章.事实上,这种合作就像接力赛一样无缝连接:你在睡前写好东西发给我,我一觉醒来正好可以收到.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时间衔接.  同时,同计算机打交道增强了工作的流动性,并可同时加入多个不同的团队.这就是我们称其为「网络化工作」的原因.你无需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小隔间里对着某人谄笑,而是可以短期或长期效力于多个不同的有创造力的团队.JQ: 对普通读者而言,「网络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或许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它包含了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语.您可否详细解释下,为甚么我们需要这个概念?如何在维持人际关系的同时,保持个人的自主?BW: 我正好从加拿大带过来这本关于「网络个人主义」的书——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中文版译名为《超越孤独: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之道》—译者注).这本是由我与「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的负责人Lee Rainie合作撰写而成.虽然该书只讨论了北美社会,但我们都认为书中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东南亚、日本以及韩国地区.这本书的韩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也已经出版了.令人高兴的是,由北京大学杨伯溆教授等人翻译的中文版也已于2015年5月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位在多伦多的学生对中文版进行了校验,以确保翻译内容准确达意.我不懂普通话或广东话,但中文版出版的消息的确让我非常开心.JQ: 这个问题是由莫广盈提出的: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一说,能否请您将您的「网络个人主义」概念与卡氏的「网络社会」概念进行一下比较?BW: 莫广盈是我的学生,谢谢她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插一句,她最近刚刚完成了关于网络化工作和网络化学术的博士论文,即开始美好的职业生涯.言归正传,我非常尊敬卡斯特.早在1975年我就认识了他,当时的他全部精力专注于社会阶级问题.之后他开始关注妇女,并开始讨论性别.当他迁居美国加州以后,关于生活方式的探讨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后来,他对硅谷产生了兴趣,研究兴趣又随之扩展到互联网及移动通信上面.  事实上,在2002年,我和妻子便与卡斯特在他的故乡—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进行过合作.我们研究互联网社会是如何在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巴塞罗那在内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运转,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比起北美社会来,这里的人们更多是与他们的家族聚居在一起.此外,我们发现甚至在更早之前,加泰罗尼亚人就开始使用手机进行联络.因为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是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所以他们通常喜欢到咖啡馆去,拿出手机,坐在那里与朋友们联络.  卡斯特伟大的「三部曲」之一,《网络社会的崛起》,是站在宏观角度审视网络社会的演变过程.我的合作者Lee Rainie与我都从此书中获得很多启发,并试图将这些启发纳入到皮尤互联网的研究项目中.在写作《超越孤独》(Networked)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因此,「网络个人主义」概念理所当然是建立在卡斯特网络社会研究的基础上的.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位伟大的学者有此密切的学术联系.据我所知卡斯特也是邱教授您的博士生导师,因此张人文和甘晨你们两位也算是卡斯特的学术徒孙了.AZ: 您与Lee Rainie先生合着的这本《超越孤独》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请问您对中国的读者们有甚么寄语呢?BW: 非常高兴此书的中文版即将出版.我可能赚不了多少钱,但我会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我希望借此机会对中国读者表示欢迎,希望他们思考书中的概念,虽然它仅是基于对北美社会(甚至不包括西欧)的观察,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呢?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模式也可能不像在北美那样适用,但回想下你们父母那一代、或者你们的孩童时代:从那时到现在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尤其要注意工作环境的变化:人们是如何在不同地方进行工作并四处流动的?人们是如何从这个世界获得创新、创造力和知识的?他们是如何应对中国政府的各种限制?当信息被封锁,如何去查找这些信息便成为一场游戏.当然,中国政府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当权者.MG: 对于那些在台北、上海、香港或新加坡,有志于从事社会网络分析的青年学者,您有甚么特别的感悟与他们分享?BW: 坚持做,好好做.就社会网络分析而言,条条道路通罗马.我有两个学生这个周末去到新加坡的一间酒吧,他们对那里的人会选择与怎样的人坐在一起、与怎样的人待在一处很感兴趣.比方说,种族或是性取向可能是人们做出选择的原因.你可以像我们上一次研究所做的那样,进行深度采访,也可以做调查,或是仿效政府,去做大数据.不过得小心,政府可是能够清晰地测绘出你我的社交网络的.试想如果你能掌握数据—据我所知,我在缅甸和新加坡工作的朋友Rich Ling,就正在做电话用户的社交网络分析,诸如谁打了电话给谁、为甚么打这个电话、甚么时候打的.如果你与电话公司有密切联系,便可得到大量的信息,这就再好不过了.巴里·威尔曼著作选1. 李 • 雷尼、巴里 • 威尔曼(着)(2015).杨伯溆、高崇(译).《超越孤独:移动 互联时代的生存之道》.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 Chua, V., & Wellman, B. (forthcoming, 2016). Networked individualism—East Asia style. In J. Nussbaum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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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http://communication.oxfordre.com/ page/about/.3. Chua, V., & Wellman, B. (Eds). (2015). Special issues on social network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9(8–9), 903–913.4. Rainie, L., & Wellman, B. (2012).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5. Wellman, B.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37(3), 221–222.6. Boase, J., & Wellman, B. (200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In A. L. Vangelisti & D. Perlma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709–7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7. Wellman, B., & Haythornthwaite, C. (Eds). (2002).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Malden, MA: Blackwell.8. Wellman, B.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 227–252.9. Wellman, B., Salaff, J., Dimitrova, D., Garton, L., Gulia, M., & Haythornthwaite, C. (1996). 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Collaborative work, telework, and virtual commun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1), 213–238.10. Wellman, B., & Wortley, S.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3), 558–588.11. Wellman, B., & Wortley, S. (1989).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ship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3), 273–306.12. Wellman, B. (1983). Network analysis: Some basic principles. Sociological Theory, 1(1), 155–200.13. Wellman, B. (1982).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P. V. Marsden &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p. 61–80).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14. Wellman, B.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5), 1201–1231.作者简介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研究兴趣:信息传播技术、社会阶级、全球化、中国社会、传播政策.电邮:jacklqiu@cuhk.edu.hk本文引用格式邱林川(编)(2016).〈「网络个人主义」—网络社会的沟通之道〉.《传播与社会学刊》,第37期,页1–23.Qiu, J. L. (Ed.) (2016).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in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7, 1–23.